一、引言
談到中國式管理，人們就會聯想到易經、孔子、道、仁義等，甚至有學者把中國式管理分四類：由儒家思想及于現代管理；從《孫子兵法》演繹出的經營謀略；中國帝王學與企業管理；禪宗與管理人員個人修煉。但無論哪一類、哪一種管理思想，無不涉及中國傳統的政治思想，無不出自于古代中國的政府
管理社會的思想。而且，如果說到真正具有“企業”意義的組織，最早也不過是近代史上外國人在中國投資開設的工廠或企業，而在傳統思想的組成部分里，對于“組織”的概念除了“家”便是“國”了。因此，中國的管理思想脫離不了政府管理社會的窠臼，其思維結構、思維模式必然也帶有這種痕跡。
另外，雷原先生指出，“研究中國式管理必須從研究中國文化開始，只有抓住中國文化所揭示的最深層次的理念、價值觀，才能真正了解中國人。”而且他認為，要真正了解、把握中國文化，就必須了解農耕文明的特點。了解這種農耕文明為什么會導致獨特的、不同于西方的管理思維結構、思維模式？
還有學者研究得出觀點認為，中國人的某些思維結構的特點不利于大規模組織的生產。包括《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作者——韋伯，也認為西方資本主義產生和發展的精神支柱是新教倫理，而中國卻缺乏這種宗教背景作為發展的動力。還有日裔美國學者福山在《信任：社會美德與創造經濟繁榮》中講到，中國的信任關系是建立在血緣關系上的，因此在超越家庭以外的大型企業中，是一種低信任度的文化，缺乏量化思維，不善團隊合作等等，那么中國企業的前途何在？這種單向度地批判中國文化傳統的做法，對中國式管理是一種悲觀的論調，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沒有深究中國式管理的內在思維結構和思維模式。
因此，對中國式管理模式的討論，必須從其內在的思維結構、思維模式之特征開始，因為這些是構成中國式管理的主要內容，也是其存在的最大理由。
二、集權式管理的思維結構和模式
由此，我們將開始來探討農耕文明下的思維方式的特點，首先，民族生存的自然環境的因素。自然環境是人類賴以生存和獲取生產、生活資料的基礎，然而，每個民族的自然環境和生存條件是 本文來自文秘114 http://www.wenmi114.com，轉載請保留此標記。 極不相同的。尤其在生產力發展處于程度較低的階段，人們對大自然的依賴性很大，所謂“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自然環境的不同自然使一些民族的地理、氣候條件適宜于從事農業，而另一些則適宜于從事商業、貿易。這樣，各民族在不同的環境下創造著各自不同的生活方式，同時也就形成了各自的文化體系。有的民族具有封閉性，而有的民族則具有開放性，如我國的傳統文化相對而言就具有封閉性的特點。
其次，不同的經濟生產方式和經濟形態對一個民族文化的形成和發展有極大的影響，而中國長期處于小農自然經濟的形態，這種形式是以自給自足為經濟特征的。因此長期以來我們形成的是重農輕商的傳統，因為只有農業可以循環生產，只有農業是可持續性的恒產，而有恒產才有恒心，社會才有穩定。雖然也有商品交換的存在，但是由于傳統的政治上的重農抑商，商品經濟在很長的時期都受到壓抑。因此在自然經濟成長下的農業文化，有一種求穩定的心理和觀念，這是統治者制定政策的出發點，也是政府管理社會的價值取向。
再次，不同的社會政治生活結構，決定了不同的政治文化體系。在我國古代，奠基于以小農為基礎的自然經濟，在政治上形成了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制度。同時，血緣關系長期影響著我國社會，在我國的政治文化中長期保留了專制思想和家族觀念，人們對君權的認同，清官思想的保留，家長作風的存在，都是其表現。所以，不同的政治生活結構，就創造不同的政治文化環境，培植不同的政治情感和政治心態，形成不同的政治觀念，也就造成不同的政治文化。從政治文明的角度來看，這種政治文化確實與現代政治文明所強調的民主、獨立、自由等格格不入，但從另一方面看，在這種政治文化影響下的政府管理思想，在大到國家，小到家庭的組織管理中維持了那么長的歷史，這在某種程度上說，這種管理是非常成功的，其合理的內核不應該被忽略。
農業社會的生產方式還影響了中國傳統文化中關于人的構成理論，在農耕社會中，人們要取得理想的收成，必須具備有關天氣、播種以及收獲貯藏等方面的豐富知識，而在古代以父系家庭或家族為基本生產單位的情況下，此類知識往往靠家族內部的代相傳承。因此祖先不僅具有血緣傳遞的屬性，還兼有農耕社會的經驗傳遞這一屬性。滋生于農業社會的孝道理論于是就包含了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孝養，二是繼志述事。
《禮記·中庸》：“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也。”
實際上，有關于“人”的原初觀念，就是農業社會中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的結合體，也就是說，人的構成與天地父母是分不開的，人既是天地的造物，又是父母的造物，于是人便成了天地二元和父母二元的結合體。這種自然及 |
